前言
彭執中先生自1985年起加入澳門大學,在1995年任資訊管理服務主管,於1999年12月至2016年6月任教務長,在1999年12月至2012年6月期間兼任學生事務長,並在2016年7月起擔任學生事務長。 他任職澳大三十餘年,參與了澳大多項的規劃和建設,見證著澳門大學從地區性大學到國際化大學的轉型發展。
彭執中先生是澳門大學資深的部門主管,是澳門大學整體佈局與發展的參與者之一。 我們有幸在2022年3月24日於澳門大學學生事務長辦公室採訪彭執中先生,通過他的視角,瞭解澳門大學在這幾十年中的成長與變化。
澳門大學書院制度的創新與實踐
在規劃建設新校園的時候,校領導希望可以超越學術教育的單一方式,提高素質教育、完善全人教育。而書院制度——這個目前國際頂尖高校,如牛津劍橋、哈佛耶魯都在實踐的住宿教育體制——完美餞行了我們的期待。於是,我們希望參考世界各處大學的書院制度去建立屬於澳門大學的書院。我們設計的書院有飯堂、健身房、自習室、閱覽室、音樂室等設施和空間;我們希望書院的行政和學術配置同時並重,讓為書院服務的院長、副院長和駐院導師也住在書院裡;我們設想的書院制度是“同宿共膳”,意為老師和學生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希望學生可以從生活中體驗與學習。
在台灣實地考察了一些大學裡的書院、並對比其他名校的體制後,我們認為,集學術與住宿於一身的牛津劍橋的書院制度不易在澳大實施,而哈佛、耶魯和香港中文大學的書院制度相對可參照較強。 所以我們參考、調整了較符合本地情況和學生需要的港美書院模式,並在新校區實踐。 2009年12月新校園奠基後,大學對新校園進行規劃,打算用四年時間在新校園建立十多所書院,全面推行住宿式書院制度。我一直跟進著書院建設的進度。在建築設計方面,我帶領一個小組聽取了一間外地顧問公司的意見,規劃建設要求和建造標準。 經過和同事詳細討論之後,我也參與了撰寫書院制度的建議書。
書院建成之後,我們依舊面臨很多困難。畢竟我們對實行書院制度未有經驗,而設立和運作多所書院存在很多風險。於是,當年的校長便建議在舊校園試行書院模式,為新校園的書院制度運作提供經驗支持。所以我們把當時已有的宿舍改為書院,試行了一段時間,積累了一些方法,也對書院制度的規章做進一步的調整。終於,2010年,我們在東亞樓宿舍和第三座宿舍建立了東亞書院和珍禧書院。可是有個問題讓我們發愁,那就是書院只會有很少學生入住:由於當時是讓同學自由選擇是否入住,所以入住的院生就以非本地生為主,而澳門本地生大多選擇不住校。
國際上推行書院制度的大學都是名校,這些學校的書院入住率很高。他們的學生通常是來自大學所在地以外,這些學生當然住校更為方便;部分本地學生亦會選擇住校,他們或許家居距離學校較遠,但無庸置疑的是,他們也被書院住宿的氛圍深深打動了。 所以,在世界名校裡,學生住宿書院已經是一種傳統。可是,澳門的情況很特別,澳門佔地不大,澳大也以收錄本地生為主,而本地學生都傾向於住在家裡。 如果讓同學自由選擇住書院與否,則很少同學會住在書院。本地同學可能會覺得,下課便回家吃飯休息,為什麼要花錢住書院呢?
我們也考慮到,如果強制要求學生全部住在書院,會否導致學生的開支增大而影響學校招生。於是校方在綜合考慮之後,決定要求新生本科生在一年級時必須住在書院裡。有人會問,不住又怎樣? 答案是:不住就不能畢業! 為了落實這要求,我撰寫了建議書呈教務委員會審批,畢業新增了要求:學生一年級要住書院,並且要參與、完成書院的其他活動與課程。當然,我們不能只是用強制要求便達到教育目的,我們希望同學真的同宿共膳,享受書院生活。為了鼓勵同學留在書院用膳,書院費用包括住宿之外,也包括每周15頓餐(現改革為每周200cmp代金點數)。相較澳門的消費水平,澳大書院費相當價廉物美,包括了住宿、活動和膳食,實在十分超值。
完善書院制度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還記得當時參與設計書院的規章,撰寫建議書時考慮的一些細節。“參考外地大學的主流方式又兼顧本身情況,然後作出具體方案。”——這方面的工作我相對較有經驗,因為我參與過畢業袍、畢業證書的設計,澳大學術規章的修訂,學術品質保證機制的制訂。 可是設計書院的難處是,我們應該傾向於哪種主流規範? 英式書院和美式書院有很多不同,澳大創校時是英式規格,之後逐漸向美式教育改良,同時受香港的影響。此外,澳大本身亦有自己的傳統。我們引入新事物時,必須全面考慮。 例如,澳大有學院、書院、榮譽學院。學院的英文是“Faculty”,為了有別於開辦學位課程的學院“Faculty”,新設的榮譽學院英文定為是“College”,而書院也稱作“College”。書院由院長領導,院長這職稱用英文怎樣說? 我們定其為“Master”,有別於學院院長和榮譽學院院長的英文職稱“Dean”。雖然榮譽學院和書院的英文都是“College”,但其主管的職稱會有區別,這是因為學術單位的主管都慣稱之為“ Dean”。
每一次我都有擔任聘書院院長的遴選委員,所以我知道大學對於書院院長的聘任也是極為嚴格的。在書院創立建議書中有列出院長人選的條件,其中一項是“德高望重”。這項難以用具體的指標去衡量和判斷的標準反映出校方對書院育人的殷切期望:書院欲培育學生品德,其領導人亦需要與之相襯的德行與聲望。校方聘書院院長是全球公開招聘的,我們也會邀請合適的人才參與申請。在高等教育界,書院制度是已經證實是行之有效的育人方式,很多學者很認同和支持書院制度; 更有很多受惠於書院教育又或是曾經從事書院教育的學者,對書院制度尤為推崇。而且澳大新校園環境典雅,書院設施良好、資源充足,所以很多優秀人才來報名申請澳大書院的院長。 最早聘的兩位書院院長,一位是前任澳大校長姚偉彬教授,另一位是澳大利亞資深學者Professor George WATT。之後其他書院聘的都是資深學者,有些更是卸任的大學校長或副校長。這些教育家來澳大服務,都是因為熱愛書院的教育理念。他們在澳大書院制度下,一展抱負,育人立德。
多年以後,書院不負眾望, 透過各類計劃和活動促進學生成長,遠遠超過了我們當初的預期。 學生住書院之後,除了參與書院活動,還可以參與校內各支校隊(包括體育校隊和文化藝術校隊)、學生組織、以及其他如校園記者、學長輔助計劃等。留校時間長了,學生與學生、與老師之間的互動會變得多。透過參與不同講座,進行各種硏討,探求知識。但我想不到的是,後續的我們會有如此豐富多彩的書院活動,也想不到舊生續住這麼踴躍、導致床位不足要加建樓層。後來,我們有院長盃,包括有體育、音樂、烹飪、啦啦隊等精彩的比賽——作為評委的我每一場都很仔細地欣賞著大家共同努力的結果。我們的書院模式在教育界積累了很好對口碑,這離不開所有學生、老師和校方的共同努力。澳大推行書院制度的投入很大,世界上很少大學有條件可以這樣做,像澳大這樣全面推行書院制,有這麼好的設施、經費和人員配置,更是難上加難。所以,當我們與各地教育界同行交流時,他們對我們的書院制度都很羡慕,讚賞不已。
最後,我想提一點,書院育人,對學生的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書院教育對學生的品德培育、自信心、價值取向、才能拓展、情緒管理、人際網路等都有裨益;不只讓我們能夠現在見證學生們的進步,也是對他們往後的發展和成長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好比我們培育幼笛,栽培幾年,見到幼苗長成小樹,開花結果。之後,便不用照顧小樹,它會自己繼續成長,成為枝繁葉茂的瓊林玉樹。相信多年以後,受惠於書院教育的校友,會更能感受書院教育給他們的啟迪和增益。希望各位到時變成楝梁之才,回來支援母校,支援書院,支援學弟學妹。
前言
彭執中先生自1985年起加入澳門大學,在1995年任資訊管理服務主管,於1999年12月至2016年6月任教務長,在1999年12月至2012年6月期間兼任學生事務長,並在2016年7月起擔任學生事務長。 他任職澳大三十餘年,參與了澳大多項的規劃和建設,見證著澳門大學從地區性大學到國際化大學的轉型發展。
彭執中先生是澳門大學資深的部門主管,是澳門大學整體佈局與發展的參與者之一。 我們有幸在2022年3月24日於澳門大學學生事務長辦公室採訪彭執中先生,通過他的視角,瞭解澳門大學在這幾十年中的成長與變化。
澳門大學書院制度的創新與實踐
在規劃建設新校園的時候,校領導希望可以超越學術教育的單一方式,提高素質教育、完善全人教育。而書院制度——這個目前國際頂尖高校,如牛津劍橋、哈佛耶魯都在實踐的住宿教育體制——完美餞行了我們的期待。於是,我們希望參考世界各處大學的書院制度去建立屬於澳門大學的書院。我們設計的書院有飯堂、健身房、自習室、閱覽室、音樂室等設施和空間;我們希望書院的行政和學術配置同時並重,讓為書院服務的院長、副院長和駐院導師也住在書院裡;我們設想的書院制度是“同宿共膳”,意為老師和學生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希望學生可以從生活中體驗與學習。
在台灣實地考察了一些大學裡的書院、並對比其他名校的體制後,我們認為,集學術與住宿於一身的牛津劍橋的書院制度不易在澳大實施,而哈佛、耶魯和香港中文大學的書院制度相對可參照較強。 所以我們參考、調整了較符合本地情況和學生需要的港美書院模式,並在新校區實踐。 2009年12月新校園奠基後,大學對新校園進行規劃,打算用四年時間在新校園建立十多所書院,全面推行住宿式書院制度。我一直跟進著書院建設的進度。在建築設計方面,我帶領一個小組聽取了一間外地顧問公司的意見,規劃建設要求和建造標準。 經過和同事詳細討論之後,我也參與了撰寫書院制度的建議書。
書院建成之後,我們依舊面臨很多困難。畢竟我們對實行書院制度未有經驗,而設立和運作多所書院存在很多風險。於是,當年的校長便建議在舊校園試行書院模式,為新校園的書院制度運作提供經驗支持。所以我們把當時已有的宿舍改為書院,試行了一段時間,積累了一些方法,也對書院制度的規章做進一步的調整。終於,2010年,我們在東亞樓宿舍和第三座宿舍建立了東亞書院和珍禧書院。可是有個問題讓我們發愁,那就是書院只會有很少學生入住:由於當時是讓同學自由選擇是否入住,所以入住的院生就以非本地生為主,而澳門本地生大多選擇不住校。
國際上推行書院制度的大學都是名校,這些學校的書院入住率很高。他們的學生通常是來自大學所在地以外,這些學生當然住校更為方便;部分本地學生亦會選擇住校,他們或許家居距離學校較遠,但無庸置疑的是,他們也被書院住宿的氛圍深深打動了。 所以,在世界名校裡,學生住宿書院已經是一種傳統。可是,澳門的情況很特別,澳門佔地不大,澳大也以收錄本地生為主,而本地學生都傾向於住在家裡。 如果讓同學自由選擇住書院與否,則很少同學會住在書院。本地同學可能會覺得,下課便回家吃飯休息,為什麼要花錢住書院呢?
我們也考慮到,如果強制要求學生全部住在書院,會否導致學生的開支增大而影響學校招生。於是校方在綜合考慮之後,決定要求新生本科生在一年級時必須住在書院裡。有人會問,不住又怎樣? 答案是:不住就不能畢業! 為了落實這要求,我撰寫了建議書呈教務委員會審批,畢業新增了要求:學生一年級要住書院,並且要參與、完成書院的其他活動與課程。當然,我們不能只是用強制要求便達到教育目的,我們希望同學真的同宿共膳,享受書院生活。為了鼓勵同學留在書院用膳,書院費用包括住宿之外,也包括每周15頓餐(現改革為每周200cmp代金點數)。相較澳門的消費水平,澳大書院費相當價廉物美,包括了住宿、活動和膳食,實在十分超值。
完善書院制度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還記得當時參與設計書院的規章,撰寫建議書時考慮的一些細節。“參考外地大學的主流方式又兼顧本身情況,然後作出具體方案。”——這方面的工作我相對較有經驗,因為我參與過畢業袍、畢業證書的設計,澳大學術規章的修訂,學術品質保證機制的制訂。 可是設計書院的難處是,我們應該傾向於哪種主流規範? 英式書院和美式書院有很多不同,澳大創校時是英式規格,之後逐漸向美式教育改良,同時受香港的影響。此外,澳大本身亦有自己的傳統。我們引入新事物時,必須全面考慮。 例如,澳大有學院、書院、榮譽學院。學院的英文是“Faculty”,為了有別於開辦學位課程的學院“Faculty”,新設的榮譽學院英文定為是“College”,而書院也稱作“College”。書院由院長領導,院長這職稱用英文怎樣說? 我們定其為“Master”,有別於學院院長和榮譽學院院長的英文職稱“Dean”。雖然榮譽學院和書院的英文都是“College”,但其主管的職稱會有區別,這是因為學術單位的主管都慣稱之為“ Dean”。
每一次我都有擔任聘書院院長的遴選委員,所以我知道大學對於書院院長的聘任也是極為嚴格的。在書院創立建議書中有列出院長人選的條件,其中一項是“德高望重”。這項難以用具體的指標去衡量和判斷的標準反映出校方對書院育人的殷切期望:書院欲培育學生品德,其領導人亦需要與之相襯的德行與聲望。校方聘書院院長是全球公開招聘的,我們也會邀請合適的人才參與申請。在高等教育界,書院制度是已經證實是行之有效的育人方式,很多學者很認同和支持書院制度; 更有很多受惠於書院教育又或是曾經從事書院教育的學者,對書院制度尤為推崇。而且澳大新校園環境典雅,書院設施良好、資源充足,所以很多優秀人才來報名申請澳大書院的院長。 最早聘的兩位書院院長,一位是前任澳大校長姚偉彬教授,另一位是澳大利亞資深學者Professor George WATT。之後其他書院聘的都是資深學者,有些更是卸任的大學校長或副校長。這些教育家來澳大服務,都是因為熱愛書院的教育理念。他們在澳大書院制度下,一展抱負,育人立德。
多年以後,書院不負眾望, 透過各類計劃和活動促進學生成長,遠遠超過了我們當初的預期。 學生住書院之後,除了參與書院活動,還可以參與校內各支校隊(包括體育校隊和文化藝術校隊)、學生組織、以及其他如校園記者、學長輔助計劃等。留校時間長了,學生與學生、與老師之間的互動會變得多。透過參與不同講座,進行各種硏討,探求知識。但我想不到的是,後續的我們會有如此豐富多彩的書院活動,也想不到舊生續住這麼踴躍、導致床位不足要加建樓層。後來,我們有院長盃,包括有體育、音樂、烹飪、啦啦隊等精彩的比賽——作為評委的我每一場都很仔細地欣賞著大家共同努力的結果。我們的書院模式在教育界積累了很好對口碑,這離不開所有學生、老師和校方的共同努力。澳大推行書院制度的投入很大,世界上很少大學有條件可以這樣做,像澳大這樣全面推行書院制,有這麼好的設施、經費和人員配置,更是難上加難。所以,當我們與各地教育界同行交流時,他們對我們的書院制度都很羡慕,讚賞不已。
最後,我想提一點,書院育人,對學生的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書院教育對學生的品德培育、自信心、價值取向、才能拓展、情緒管理、人際網路等都有裨益;不只讓我們能夠現在見證學生們的進步,也是對他們往後的發展和成長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好比我們培育幼笛,栽培幾年,見到幼苗長成小樹,開花結果。之後,便不用照顧小樹,它會自己繼續成長,成為枝繁葉茂的瓊林玉樹。相信多年以後,受惠於書院教育的校友,會更能感受書院教育給他們的啟迪和增益。希望各位到時變成楝梁之才,回來支援母校,支援書院,支援學弟學妹。
澳門大學推動澳門地區升學評核制度的改革
“四校聯考”指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大學、澳門旅遊學院和澳門科技大學一起舉辦的入學考試,作為招收本科生之用。 現在大家都習慣了“四校聯考”,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考試安排。 可是,在十多年前,澳門是沒有“四校聯考”的,傳統做法是澳門高校招生各自舉行入學試。其時,以上四所高校領導決定推行聯考,我代表澳大與其他三校代表組成工作小組進行改革,卻在推動聯考的過程遇上重重困難。
如果想進行聯考,不僅要高屋建瓴地從大學的角度去設計,也要考慮到學生們的利益。 澳門各高校的考試大綱和要求各不同,因為每一所學校都有自己的特長和優勢。 澳門大學是綜合性的大學; 澳門理工學院有體育、藝術的專業; 旅遊學院是比較偏應用型的,培養酒店管理的專業人才。 如何去統一規劃、達成共識,是我們需要思考的。 經過多次協商,我們最終達成了考試制度的共識。 同時,很多中學師生擔心聯考會增加升學的難度,因為老師們習慣了每個學校的考試大綱,並不知道該怎樣為學生們在新的聯考制度上複習和準備。並且考生很害怕“一試定生死”,在聯考失手便沒機會升學。所以,當時有很多反對的聲音。一些學校和教育人士會提出質疑和異議,質疑改變原本考試制度是否有好處,改變之後,又會否會對學生帶來新的壓力。
於是我們開始著手解決這些困難的問題。你說我們考試的大綱不能統一嘛,也不見得,每個高校的考核一定會有相重疊的地方。所以我們和每個學校的老師一起開會討論了每門課應該怎麼考,並且準備了一些類似的考題給中學方。我們並不會把題目出得過難,而各院校的錄取標準也不一樣。畢竟我們進行的是聯合考試,並不是聯合招生。比如說,澳門大學是英語教學,聯考中英語成績的要求就高一點。其他中文授課的學校,未必對英語成績過多要求。而那些選擇藝體同學,會有一些另外的專業考核。所以我們說,這次改革是聯考而不是聯招。每個學校得到學生報名的分數會按照原來自己的標準排序和錄取。 學生還可以報名不同的學校,只是不用重複考很多次試。
想好所有改革的計劃之後,我連同其他三所院校的代表嘗試與其他的學校對接。 我們去了澳門兩個主要學校協會,分別是中華教育會和天主教學校聯會。我們誠懇地拜訪他們,介紹聯考的好處和便利,但是依然面對著很多反對的聲音。當時是2014年,澳門的學生都沒有太大的升學壓力,應屆高三的學生在入讀高等教育前會有三成保送,總共九成多的學生升學至內地、香港、臺灣和外國。很多人擔心改變聯考制度會破壞原有的升學結構,給個人和社會都帶來負面的影響。我們理解他們的擔憂,也向他們解釋“聯考”而非“聯招”的意義和效果。 最後我們達成了一致,留足了過渡期,2014年宣佈聯考計劃,並在2017年正式開始實行。
現在來看,改革無疑是成功的。回顧推動改革的這些年,我們在互相妥協地進行著融合傳統和創新的試驗。即使過程中有諸多不順,我們依然堅持下來了。澳門大學作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唯一的公立綜合性大學,在促進澳門地區教育現代化的進程里一直發揮著中流砥柱的作用。能夠參與並見證這些變化,我作為澳大人十分感動和自豪。
“四校聯考”指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大學、澳門旅遊學院和澳門科技大學一起舉辦的入學考試,作為招收本科生之用。 現在大家都習慣了“四校聯考”,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考試安排。 可是,在十多年前,澳門是沒有“四校聯考”的,傳統做法是澳門高校招生各自舉行入學試。其時,以上四所高校領導決定推行聯考,我代表澳大與其他三校代表組成工作小組進行改革,卻在推動聯考的過程遇上重重困難。
如果想進行聯考,不僅要高屋建瓴地從大學的角度去設計,也要考慮到學生們的利益。 澳門各高校的考試大綱和要求各不同,因為每一所學校都有自己的特長和優勢。 澳門大學是綜合性的大學; 澳門理工學院有體育、藝術的專業; 旅遊學院是比較偏應用型的,培養酒店管理的專業人才。 如何去統一規劃、達成共識,是我們需要思考的。 經過多次協商,我們最終達成了考試制度的共識。 同時,很多中學師生擔心聯考會增加升學的難度,因為老師們習慣了每個學校的考試大綱,並不知道該怎樣為學生們在新的聯考制度上複習和準備。並且考生很害怕“一試定生死”,在聯考失手便沒機會升學。所以,當時有很多反對的聲音。一些學校和教育人士會提出質疑和異議,質疑改變原本考試制度是否有好處,改變之後,又會否會對學生帶來新的壓力。
於是我們開始著手解決這些困難的問題。你說我們考試的大綱不能統一嘛,也不見得,每個高校的考核一定會有相重疊的地方。所以我們和每個學校的老師一起開會討論了每門課應該怎麼考,並且準備了一些類似的考題給中學方。我們並不會把題目出得過難,而各院校的錄取標準也不一樣。畢竟我們進行的是聯合考試,並不是聯合招生。比如說,澳門大學是英語教學,聯考中英語成績的要求就高一點。其他中文授課的學校,未必對英語成績過多要求。而那些選擇藝體同學,會有一些另外的專業考核。所以我們說,這次改革是聯考而不是聯招。每個學校得到學生報名的分數會按照原來自己的標準排序和錄取。 學生還可以報名不同的學校,只是不用重複考很多次試。
想好所有改革的計劃之後,我連同其他三所院校的代表嘗試與其他的學校對接。 我們去了澳門兩個主要學校協會,分別是中華教育會和天主教學校聯會。我們誠懇地拜訪他們,介紹聯考的好處和便利,但是依然面對著很多反對的聲音。當時是2014年,澳門的學生都沒有太大的升學壓力,應屆高三的學生在入讀高等教育前會有三成保送,總共九成多的學生升學至內地、香港、臺灣和外國。很多人擔心改變聯考制度會破壞原有的升學結構,給個人和社會都帶來負面的影響。我們理解他們的擔憂,也向他們解釋“聯考”而非“聯招”的意義和效果。 最後我們達成了一致,留足了過渡期,2014年宣佈聯考計劃,並在2017年正式開始實行。
現在來看,改革無疑是成功的。回顧推動改革的這些年,我們在互相妥協地進行著融合傳統和創新的試驗。即使過程中有諸多不順,我們依然堅持下來了。澳門大學作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唯一的公立綜合性大學,在促進澳門地區教育現代化的進程里一直發揮著中流砥柱的作用。能夠參與並見證這些變化,我作為澳大人十分感動和自豪。
澳門大學:從澳門走向世界
以前當教務長的時候,我還負責榮譽博士學位的提名、頒授典禮的工作。這是嚴肅又意義重大的事情,因為榮譽博士學位的頒授僅會給一些傑出人士,如貢獻卓越的科學家和聲名遠揚的文學家,又或是對社會貢獻突出的政治家。值得一提的是,我們曾經給美國總統頒授了榮譽博士學位。
在2009年,我們很榮幸地將澳門大學榮譽博士學位頒授給前美國總統老布希。一般情況下,我們會在澳門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因為我們希望這樣優秀的人才可以在澳大舉辦一些講座和活動,也可以和學生接觸互動。但是由於老布希總統年事已高,不易奔波走動; 且讓美國總統來澳門接受學位實屬是有失遠迎。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飛去了美國德州給他頒授了榮譽學位。那次的事由我組織安排和籌備澳門大學代表團去美國的行程,這是一項不容易的挑戰。當時我校校長在美國頗有人脈,聯繫了以總統命名的博物館和研究生院的德州農工大學,請美方協助我們在當地進行頒授儀式。最後澳門大學代表團在德州成功完成了這項跨國、跨文化的頒授。
老布希總統是中美建立關係後,美國第一個派往中國的官員,也是第一任美國駐華大使,他對推動中美關係有很大的貢獻。 這也是我們選擇頒給布希總統榮譽學位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頒授榮譽學位時,老布希總統在演講裡說,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我們和總統的見解一致,世界的和平離不開中美關係的穩定,國際社會的進步更是需要中美雙方的共同努力。在和平與發展的藍圖下,人類會擁有充滿希望的未來。此時的澳門大學是中美文化的一座橋樑,傳遞著大洋兩岸的共同關切。這次儀式之後,我們也更加明白,澳門大學需要提高國際化水準。我們需要跑出去,讓本校的老師與別校的老師開研討會,讓本校的學生與別校的學生互相交流學習。如此以往,層層遞進,別人才會認識我們澳門大學。同時我們自己要承擔起跨文化交流的責任,在更廣闊的舞臺上發出自己的聲音。
除了有美國總統,我們還有很多聞名遐邇的榮譽校友--有莫言、金庸、余光中、楊振寧(楊振寧博士的榮譽學位同樣是由我們去北京就地頒授的)等等。 這些在書裡出現的知名人士出現在澳大校園,對學校而言也是一種肯定,對學生而言更是激勵和榜樣。他們是在各自領域頂尖的人才,是行業的標杆,我們的學生多與這樣的名人交流,也會有些新的啟發和想法 朝著某個方向努力和學習,變得更有活力和動力,這就是榜樣的力量。
結語
在本次與彭執中先生的訪談中,我們瞭解到了澳門大學自身創建時的困難和突破,感受到了澳門大學在推動澳門地區教育制度改革中的勇氣與責任感,認識到了澳門大學在融入國際化學校建設中作出的不懈努力。 時光流逝,但澳大精神仍在。 彭執中先生作為學生事務長,鼓勵所有澳大人“團結一心,奮發向上”,為澳門大學的未來、為澳門地區的繁榮和穩定作出長足的貢獻。
以前當教務長的時候,我還負責榮譽博士學位的提名、頒授典禮的工作。這是嚴肅又意義重大的事情,因為榮譽博士學位的頒授僅會給一些傑出人士,如貢獻卓越的科學家和聲名遠揚的文學家,又或是對社會貢獻突出的政治家。值得一提的是,我們曾經給美國總統頒授了榮譽博士學位。
在2009年,我們很榮幸地將澳門大學榮譽博士學位頒授給前美國總統老布希。一般情況下,我們會在澳門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因為我們希望這樣優秀的人才可以在澳大舉辦一些講座和活動,也可以和學生接觸互動。但是由於老布希總統年事已高,不易奔波走動; 且讓美國總統來澳門接受學位實屬是有失遠迎。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飛去了美國德州給他頒授了榮譽學位。那次的事由我組織安排和籌備澳門大學代表團去美國的行程,這是一項不容易的挑戰。當時我校校長在美國頗有人脈,聯繫了以總統命名的博物館和研究生院的德州農工大學,請美方協助我們在當地進行頒授儀式。最後澳門大學代表團在德州成功完成了這項跨國、跨文化的頒授。
老布希總統是中美建立關係後,美國第一個派往中國的官員,也是第一任美國駐華大使,他對推動中美關係有很大的貢獻。 這也是我們選擇頒給布希總統榮譽學位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頒授榮譽學位時,老布希總統在演講裡說,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我們和總統的見解一致,世界的和平離不開中美關係的穩定,國際社會的進步更是需要中美雙方的共同努力。在和平與發展的藍圖下,人類會擁有充滿希望的未來。此時的澳門大學是中美文化的一座橋樑,傳遞著大洋兩岸的共同關切。這次儀式之後,我們也更加明白,澳門大學需要提高國際化水準。我們需要跑出去,讓本校的老師與別校的老師開研討會,讓本校的學生與別校的學生互相交流學習。如此以往,層層遞進,別人才會認識我們澳門大學。同時我們自己要承擔起跨文化交流的責任,在更廣闊的舞臺上發出自己的聲音。
除了有美國總統,我們還有很多聞名遐邇的榮譽校友--有莫言、金庸、余光中、楊振寧(楊振寧博士的榮譽學位同樣是由我們去北京就地頒授的)等等。 這些在書裡出現的知名人士出現在澳大校園,對學校而言也是一種肯定,對學生而言更是激勵和榜樣。他們是在各自領域頂尖的人才,是行業的標杆,我們的學生多與這樣的名人交流,也會有些新的啟發和想法 朝著某個方向努力和學習,變得更有活力和動力,這就是榜樣的力量。
結語
在本次與彭執中先生的訪談中,我們瞭解到了澳門大學自身創建時的困難和突破,感受到了澳門大學在推動澳門地區教育制度改革中的勇氣與責任感,認識到了澳門大學在融入國際化學校建設中作出的不懈努力。 時光流逝,但澳大精神仍在。 彭執中先生作為學生事務長,鼓勵所有澳大人“團結一心,奮發向上”,為澳門大學的未來、為澳門地區的繁榮和穩定作出長足的貢獻。